众所周知，除了海南黄花梨产自我国，其他名贵红木均依赖进口，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各国都是我国重要的红木进口国。近年来红木家具作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在国内逐渐受到热捧，大批生长在原始森林的名贵红木被制成红木家具出售，珍稀红木资源愈发匮乏，6月份公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称《公约》)把7种红木树种列为珍稀植物，原木进口受限，导致多种名贵红木价格上涨，目前市面上红木家具的价格与上半年相比涨幅普遍达到30%到50%，而珍贵原材料的紧缺也让不少小厂商无木材可用，遭遇致命的发展瓶颈。一些精明木材商和厂家嗅到了其中商机，纷纷奔赴国外抢购木材，导致国外上演了新一轮“疯狂的木头”。
疯狂的伐木人
在老挝阿速坡省扶风县翁赛村，80%的男人都经常到原始森林里砍伐红木。他们砍伐的木头叫“大红酸枝”，是一种珍贵的红木，亦是联合国颁布的濒危物种。稀缺的资源、强劲的市场需求形成利益驱使，“砍木头”成了村民们的主要收入。
在扶风县“木材检查站”，一个身穿制服的小伙子用老挝语与记者进行了交流，翻译告诉记者，他叫“克桑万”，是这个县农林局的公务员，这个检查站由农林局与军队联合组成，任务是对私自砍伐的红木予以收缴，他说：“这种检查已经有好几年了。”空地上停着三辆日产皮卡车，装满了碗口粗细的圆木，克桑万说，这些都是大红酸枝，数量大约有一吨。以他的工作经验估计，“每天平均大约能收缴400至500公斤。”扶风县有25个村，12000多人口，该县面积广大、人口稀少、拥有广阔的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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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着红木的车子（图片转自网络） |
红木收了以后怎么办？克桑万介绍，由政府公开拍卖，买家大多是傢俬公司，“只有拥有合法手续的公司，才能做红木出口。”
如何处理砍木头的人？克桑万说，“木头没收，人放回去；如果把人抓了还要给饭吃。”有多少村民砍木头，他笑着说：“很多，不好估计。”
红木厂晚上才开门
驾车继续前行，路边有一家大门紧闭的工厂。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个厂晚上才开门，老板是来自中国的两姐妹，“红木锯成条，藏在地板条中间，用集装箱运到越南，再发回上海，拉到西安等地生产红木傢俬。”这个厂在万象有一个展示厅，一套椅子10多万，不讲价的，多买来送礼。这边看上了，那边就给钱、写上电话号码和地址，国内做好了就送过去。”
老挝的一位商人告诉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他开始做红木生意，“把花梨木出口到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大约做了10年后，老挝政府开始限制原木出口。”
汽车驶过雨水泥浆四溅的土路，来到扶风县翁赛村，大部分村民都去田里做农活了。村长不在家，村长的太太叫“诺依”，她告诉记者“村长出去帮田了。”翁赛村有98户村民，诺依说，自从中国人来这里收木头以后，村子里的男人都开始出去砍木头，如今有80%的男人都会到原始森林去砍木头，她丈夫也常去砍木头。“去一次要二至三天，通常旱季去，雨季不去。”为了砍木头，她丈夫被蚊虫叮咬，患过疟疾。以前进入森林会遇见老虎等兽类，可以鸣枪或点火驱赶；“现在的老虎没有前几年多了，也许是砍树的声音把野兽吓跑了。”
砍木头成主要收入
诺依说，村民主要砍三种木头，都属于红木，大红酸枝是其中一种。砍了木头以后称斤论两卖给来村子收木头的越南人和老挝人，他们再卖给中国人。
阿速坡位于老挝最南端，是贫困省，扶风县则是贫困省的贫困县，二年前才通了电，雨季常常因道路泥泞无法通行。诺依说，自己是“京族”(老挝独有的少数民族)，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村庄，一家人靠种植20亩水稻，全年收入为4000多元人民币，“砍木头每年大约可收入8000元人民币，成为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丰沙里农林厅厅长通沙万向记者介绍：“因为贫困，老挝曾支持过原木出口，森林破坏现象严重，森林覆盖率曾从1982年的49%下降到2002年的23.75%。2005年，老挝出台了第一部《森林法》，规定水电开发区域之外的木材已经禁止砍伐、禁止原木出口等保护措施，争取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70%。”
行访老挝，记者常常与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山民或村民相遇，利刃银亮的砍刀、黑洞洞的猎枪，是他们的必备装束，有的村民的摩托车后面还带着成捆的木头。夕阳西下，行至琅多的途中一个不知名的村庄，一位男子身背猎枪和麻袋正在进家门，他身穿短裤和沾满泥土的胶鞋，古铜色的皮肤轮廓分明。记者停下车，把带来的糖果送给他的孩子。他不说话，打开麻袋，把根状的山货倒在地上。面对镜头，他抓起猎枪，目光炯炯，露出了老挝人那自信而淡定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