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和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1912年2月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熊克武部担任司务长，由此开始了戎马生涯。从1913年至1927年春，他转战巴蜀10余载，５次绝境逢生，成为川中名将，并彻底与旧军队决裂，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败长江一线只身出走
1913年7月，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后，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与杨庶堪、但懋辛、李蔚如等在重庆秘密商议，于８月４日正式组建以熊克武为总司令的四川讨袁军。讨袁军编为４个支队，兵分3路向袁世凯在四川的亲信爪牙、执掌川军第一、二、三、四师的胡景伊发起全面进攻：中路，由龙光率第一支队取道永川，攻打泸州。拟于进攻得手后，沿隆昌、内江、资阳、简阳一线进取成都。北路，由范蓁率第二支队固守合川，护卫重庆大本营。南路，由李树勋、刘植藩分别率第三、四支队驻防川南一线，扼滇军和黔军。刘伯承随龙光支队进驻永川后，该支队又兵分两路，一路由龙光直接指挥，以李遐章营为前卫，从王坪向立石站、寒坡场两地的敌人进攻，步步逼近泸州。刘伯承作为李遐章营下辖蒲剑鸣连的排长，参加了攻打寒坡场、立石站的战斗。激战从8月4日开始，历经一个星期，双方都打得很疲惫。8月11日，刘伯承所部向寒坡场发起猛攻，尽管他和另一位名叫冯冲延的排长带头冲锋，但几次进攻都未能奏效。在部队伤亡严重的情况下，连长蒲剑鸣慌忙跑去向营长李遐章报告：“敌兵力数倍于我，防守极严，我方屡攻不下，人也差不多被打光了，请派增援。”这时，刘伯承在阵前指挥5个士兵从水沟的隐蔽处接近了敌人阵地，敲掉了敌人的火力点。前面的士兵刚一得手，刘伯承便挥舞大刀，高声呐喊着率部再次发起冲锋。士兵们蜂拥而上，终于攻占了敌方阵地。由于当时找不着连长，得胜的这两个排只好直接向营部报捷。营长李遐章看到刘伯承等人押来俘虏和战利品，一时愣住了。他明白过来后，怒而将蒲剑鸣撤职查办，同时宣布：“刘伯承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升任该连连长。”
此后，在敌大量援兵的疯狂反扑下，寒坡场得而复失。熊克武的参谋长、前敌指挥但懋辛立即组织部队再次进攻，一鼓作气夺回五里店阵地。到下半夜时，敌军向后退却，刘伯承等部奉命追击，一直推进到石洞镇，与友军胜利会合。8月13日占领立石站，进驻距泸州城仅25公里的特凌铺。左翼讨袁军部队也沿长江南岸，推进到合江王场、白米场、望龙场一带。由于驻泸州的敌军周骏师的两个营长在阵前起义，左翼讨袁军部队乘胜进抵龙透关，右翼江北部队也继续推进到小市附近，对泸州形成了合围之势。
但就在此时，有帝国主义撑腰的袁世凯在打败东南数省的讨袁军之后，调集四川周边滇、黔、陕、鄂、甘数省被其收编的军队围攻四川讨袁军设在重庆的总司令部。熊克武见形势不妙，遂电令但懋辛抽调４个营的兵力回救重庆。刘伯承的连队随但懋辛急忙东下，可刚走到白市驿，就得知重庆失守、熊克武等人已出走的消息。部队遂折回来凤驿，与龙光部会合。在此过程中，讨袁军连遭敌军袭击，损失很大。但懋辛、龙光见大势已去，便把饷银分给各营、连，资遣官兵回乡。在撤退途中的一次战斗中，刘伯承为掩护部属，左胸部不幸中弹，但他仍顽强地带着余部向东退走。因常与敌军和地方团练遭遇，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他只得把枪支交当地老乡保存，和部下各自寻求生路。
刘伯承捂着伤口，躲过敌人的追捕，独自一人进了一座寺庙，被庙中长老安置在客房里休息。在庙里，刘伯承遇到了原先在重庆将校学堂教地形学的常教官。为了躲避军阀当局的搜捕，刘伯承便留下来给正在这一带绘制地图的常教官当助手。从此，他每天清早扛着标杆，翻山越岭踏勘巴山蜀水。这段经历不仅使刘伯承对测绘知识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让他对下川东一带的地貌了如指掌，这对他日后挥师驰骋川东大有裨益。
刘伯承边工作、养伤，边思考着如何尽快找到革命队伍。不久，他潜赴重庆，见这里风声日紧，四处都张贴着搜捕讨袁将士的布告，只好转回开县老家。刘伯承的家人希望他留下来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救国救民、反袁讨袁的神圣使命在时刻召唤着他。当刘伯承得知四川的反袁将士已纷纷奔赴上海的消息时，便义无反顾地于1914年冬前往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战丰都失掉右眼
1916年初，云南都督蔡锷掀起了以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为宗旨的护国运动。刘伯承乘势自沪返川，与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王伯常、康云程等组织了川东涪陵等地的武装起义，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军事指挥的“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消息传开后，川东各地农民成群结队，带着刀枪自动来参加，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刘伯承指挥这支起义军神出鬼没地在川东各县打游击，使驻扎于此的北洋军吓得整日缩在城里，不敢轻易外出活动。
同年春，云南护国军开赴川南，要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决一死战。为了支援云南护国军，刘伯承和王伯常决定率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北渡长江，攻取由北洋军重兵防守的丰都县城。这样不仅能够控制川东的大片地区，而且还可以切断长江的交通，既阻止袁世凯把援兵派到川南，又使入川作战的北洋军进退两难。刘伯承为此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一是在进军丰都的前几天，就派人到城里侦察，与那里的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接头联络，让他们派哥老会的武装人员混入城去；二是从护国军中挑选100多名机智勇敢的士兵换上便衣在城中潜伏起来，准备在护国军攻城时里应外合；三是派人暗中四处张贴、散发《讨袁檄文》和讨袁标语，以动摇敌方军心。这一切准备就绪后，刘伯承等人于3月19日晨率部队向丰都急速开进，一直行进到距丰都城40公里的马口垭时停了下来。他一面派人去丰都城继续侦察敌情，命尖兵排沿途张贴布告、标语，绘出路段，设置茶水站，向丰都方向搜索前进；一面令大部队隐蔽在附近的树林里，准备吃完饭后继续前进。这时，侦察人员回来报告，敌人在去丰都的大路上已布有伏兵。于是，刘伯承决定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谋。在太阳快落山时，他带着大部队从马口垭出发，沿着左侧大路直扑丰都。走了十多里路时，他令部队停止前进，一直休息到天黑以后，又将后卫改为前锋，变尖兵为后卫，沿原路折返马口垭。然后，他们借着朦胧的月光，悄然改走右侧小路，于3月20日晨赶到距丰都城仅有1.5公里远的新城，并立即控制了附近的制高点。新城的敌军措不及防，很快被消灭。这时，潜伏在丰都城里准备内应的护国军和哥老会的武装人员，一听到城外枪响，立即按事先约定的作战计划直向西城门冲杀过来，并齐声呼喊：“护国军杀进城了，我们胜利了！”城里的敌人顿时方寸大乱，四处逃窜。城内的护国军趁机打开城门，城外的护国军大部队一拥而入，很快占领了丰都城。
护国军攻克丰都的消息传开后，很快引来了北洋军六七个团的增援兵力。敌军数倍于我，情况万分危急。鉴于阻止牵制增援叙永、泸州之北洋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定将部队撤出丰都城，转移到农村。就在部队边打边撤时，刘伯承突然发现身边一个士兵没有隐蔽，受到敌人火力的威胁，便马上扑过去，大声吼道：“危险，快趴下！”此时突然飞来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颅顶，从右眼眶飞出，刘伯承的眼珠当即破裂流出眼窝，他痛得昏倒在地。见北洋军已攻入城内，战士们慌忙将刘伯承抬进一家药店，把他的头部包扎了后，藏到楼上的仓库里，并把门反锁上，以防敌人找到。不久，因北洋军烧杀抢掠，药店起火，刘伯承被烟雾呛醒。他奋力爬到门边，发现门被反锁，便砸开小窗，用被子蒙住头从窗口滚了出来，恰好被几个正在寻找他的战士看见。于是，刘伯承很快被转移出城，后虽经多方医治，但刘伯承还是永远失掉了右眼。
弃顺庆险遭暗算
1917年秋的一天，重庆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大宴各界名流。他在与曾给刘伯承做过眼部手术的“宽仁医院”主持人沃克医生闲聊时，方知刘伯承的下落。于是，熊克武邀请刘伯承前来担任第五师九旅参谋长。在以后的历次战斗中，刘伯承虽然仅有一只眼睛，却以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而名扬巴蜀。1923年秋，刘伯承率部与北洋军阀部队激战大足城时，因右腿中弹、伤势严重而被送往成都治疗。在此养病期间，他与共产党员吴玉章、杨闇公结为挚友，并在其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6年5月经他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７月，中共重庆地委派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人到泸州、顺庆、合川等地调查了解四川各派军阀的现状和动态，以便拟订关于策动四川军阀易帜、配合北伐战争的军事行动方案。８月初，刘伯承呈送的《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批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重庆地委于９月下旬，以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召集川军部分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会议决定在泸州、顺庆、合川三地举行起义，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暂定一至五路起义部队序列。1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成立，杨闇公兼任书记，朱德和负责全权处理四川军事问题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刘伯承为委员。委员会确定了起义方案：顺庆方面首先起义，泸州相继响应，随后将部队拉到顺庆，扩建为1个军6个师，出川响应北伐。
当时，赖心辉作为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其所部3个旅驻在泸州。其中，驻长江右岸兰田坝的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和驻沱江左岸小市一带的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过去都曾是刘伯承的部下，加之袁、陈二人与驻泸州城内的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积怨很深，故而经过一番动员，他就明确表示要听从中共的指挥。在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泸州方面很快制订了活捉李章甫、智取泸州城的方案。12月1日晨，袁品文按照预定计划，在李章甫应邀来兰田坝参加袁品文部“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时，一举将其擒获。随后，袁、陈两部协同作战，很快攻占泸州城，发表起义通电，公开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号召全体川军响应。刘伯承接到泸州起义的电报后，经与杨闇公等人紧急磋商，准备由自己和陈毅同赴泸州，将起义军拉到顺庆。这时，顺庆起义的急电也已来到，鉴于顺庆是起义军赖以依托的根据地，刘陈两人遂变更决定：由刘伯承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随后驰援顺庆，指挥整个起义部队；陈毅则率部分政工人员前往泸州，督促起义军北上会合。12月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离开驻地开往顺庆，刘伯承冒着滂沱大雨连夜追赶，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宿营的合川起义军。次日晨，他指挥合川起义军直奔顺庆城，于12月9日抵达，使起义军7000多人会聚一处。刘伯承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起义经过，分析起义后整个局势的变化及其影响，并对巩固和扩大起义战果、处理各部队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布置防范措施、安置民众生活等作了周密安排。在12月10日举行的誓师大会上，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一、二、三路司令。
泸州、顺庆、合川的起义，强烈地震撼着整个四川。大势所迫下，军阀们纷纷倒戈易帜、改换门庭，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尽管如此，刘伯承领导的革命军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时，驻遂定（达县）的反动军阀刘存厚顽固至极，依然挂着北洋政府所任命的“边防督办”的牌子，四处招纳土匪民团，所部号称三四千人枪。此时，凭着起义军的力量和士气，是很有把握扫除这个障碍的。如若乘胜占领遂定，然后兵出万源、城口，将川鄂连成一片，那就可以形成背靠大巴山，俯视川中、大鄂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良好局面。而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的原定计划，正是以顺庆为根据地，待泸州起义军前来会合，尔后进击遂定，消灭刘存厚。
岂料在10多天的时间里，泸州起义军迟迟没有北上，而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四川的反动军阀气势汹汹地向顺庆城扑来。为此，刘伯承在会上提议，迅速撤出顺庆，向军阀势力薄弱的川鄂边区前进，以便靠拢武汉政府。这时，恰巧有人带来了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书记杨闇公的紧急密信，内称：已严令泸州义军火速向顺庆集中。指示第一、二、三路军原地坚守，等候泸州义军会合。于是，刘伯承在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进行紧急会商后，决定坚守顺庆城，迅速调整兵力部署，并急令各路义军做好战斗准备，抓紧时间对部队实施政治教育，着力予以整顿。
此时，各军阀部队已对顺庆城形成了合围之势。从1926年12月13日起，敌军8个团的优势兵力，分3路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仗打得十分艰苦，起义军伤亡甚众，只得退回城内防守。时至12月14日，泸州起义军仍没有北上会合的迹象，刘伯承遂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作出了起义军以攻为守、突破敌围、撤出顺庆的决定。
12月15日晨，为集中兵力攻敌一面，刘伯承令起义军一路出两个营，二、三路各出3个营集中共8个营的兵力，由秦汉三任前敌指挥，猛攻敌李家钰部。因敌军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起义军多次进攻均未能得手。刘伯承于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亲临西山前线督战，官兵们深受鼓舞，奋勇杀敌，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经各路起义军浴血奋战，至下午，黄慕颜部已占领距顺庆约10公里的望水垭。然而敌人一面组织“敢死队”猛烈攻击，一面在阵前喊话、煽动，致使起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逃走，有的甚至临阵倒戈。特别是在顺庆城郊凉水井前线，因连长戴守勤叛变，给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12月16日上午，双方在小老君进行的激战中，虽然起义军各部拼死力战，但仍难以挡住敌人“敢死队”的疯狂进攻。下午，敌罗铎洲部两个团在攻击起义军设在距顺庆城仅2.5公里的西壤口处3个阵地时，由于杜伯乾部两个营临阵叛逃，致使敌军直冲入城，攻占了起义军“总指挥部”。这时，暗藏在起义军中的奸细和反动分子，也乘战事吃紧的时候，与敌人里应外合，搅得城内秩序大乱，并伺机对刘伯承暗下毒手。这天傍晚，当刘伯承率数名随从前往阵地视察，途经一片小树林时，突遭叛军袭击，随从或死或伤。刘伯承击毙了五六名尾随的叛军，随即从山崖上跳入河中，游水脱离了险境。
在顺庆城陷落的不利形势下，刘伯承果断地命令起义军撤到顺庆东北面的灯台场集中，再转往开江县进行整顿。
失泸州缒城撤退
1927年初，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的身份来到泸州城，并很快建立总指挥部，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他下令彻底改组旧衙门，设立精干的办事机关，剔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同时还整顿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特别是为了整肃军纪、改造部队，他将原泸州起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川第四、五、六路军，并将大批共产党员分派到部队中或担任政治部主任，或担任党代表，或担任团政治指导员。
泸州的革命形势，引起了刘湘等反动军阀的惶恐、仇视，加之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使刘湘成为四川反革命的急先锋。这年3月31日，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 “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召开万人大会，刘湘乘机在“打枪坝”会场各处预先布置数百名暴徒。当杨闇公等人落座主席台，３万多名群众陆续来到会场后，这些暴徒突然挥舞着刀枪棍棒，开始对毫无戒备的群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致使当场死亡200余人、伤700多人。杨闇公、陈达三等许多共产党人后来也不幸被捕遇难。与此同时，刘湘还布置刽子手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会、四川日报馆、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四川师范学校、巴中师范学校等处进行搜捕，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起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使白色恐怖一时弥漫全川，革命遭到重大损失。
4月13日，刘湘部进占泸州城东北部小市一带，与赖心辉部和黔军的毛光翔师等反动军队形成了合围泸州之势。
进攻泸州的各路军阀部队联手推举赖心辉为“川黔联军总指挥”，号称10万人马（实有７万多人）的“联军”很快占领大河沙湾、兰田坝、碗厂、小河小市、豆芽沱岸等地，封锁了长江、沱江，将泸州围得水泄不通。
面对险恶的形势，刘伯承迅速召集军事会议，进行了守城部署：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河岸设防，阻止敌人从两江相会的管驿嘴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皮光泽部，防守龙透关侧突出部分，直抵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
地势险峻的龙透关是通往泸州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甚至还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发起猛攻，都被英勇顽强的起义军官兵击退。4月30日午后，“联军”各部在五峰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至夜间10时狂风暴雨大作，此时大河黔军自小关门、碗厂方向，小河川军自管驿嘴、大北门、枇杷沟同时进攻。敌军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数百只快船进击。城中起义军据险防守，用机枪猛烈扫射，许多敌船被击漏、翻沉，敌人死伤甚众，顿时大乱。亡命冲上来的20多个敌人，也全被起义军活捉。
当泸州激战正酣时，中共中央于同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虽然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宣言，却未能指明前进的道路，也未对救援泸州革命采取应有的措施，实际上放弃了对这一重要武装斗争的领导，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而在起义军内部，又出现了离心、分裂倾向。第四路军司令陈兰亭在国民党右派黄季陆的拉拢下发生动摇，总想把队伍拉出去。刘伯承曾对他耐心劝导，严肃批评，又派袁品文以洽谈公事为由，盯住陈做工作，反复讲明革命道理，晓以利害。但陈兰亭还是经不住诱惑，终于倒向敌方。第六路司令皮光泽见处境艰难、孤城难守，遂失去了革命的信心，也随陈兰亭叛变了。
5月21日，刘湘对泸州发布“总攻击令”，集中所有大炮、连山炮和新式武器装备，甚至还邀请英国军舰配合，向泸州发起总攻。参与围攻泸州的刘文辉因十分仰慕刘伯承的才能，曾私下派代表进城来诱降，许诺“虚师长之位以待”，不料遭到严词拒绝，刘伯承大义凛然地说：“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军阀吗？！想劝我当军阀的走狗，真是痴人说梦！”而后，他令部下将“谈判代表”赶出城外。
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刘伯承前往武汉，许多同志也纷纷劝他转移。为了顾全泸州人民的利益和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经反复考虑后，决定分头撤出顺庆城。至此，历时167天的泸州、顺庆起义终告失败。
出巴蜀险象环生
刘伯承和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出了泸州城，冒雨突出敌军重围后，来到富顺县。刚走近城墙，忽见城墙上贴着一张《通缉令》，上面印有刘伯承的画像，悬赏５万银圆以换取人头。于是，他们急忙从小路朝隆昌、荣昌方向走去。得知刘伯承潜出泸州的刘湘，连忙派杀手蓝文彬带人跟踪追捕。在穿越荣县地界时，刘伯承等人恰巧碰见了戴着墨镜、坐着轿子的蓝文彬，遂转弯走山路。当蓝文彬摘下墨镜发觉行人正是刘伯承，赶紧派人去追赶时，刘伯承等人早已隐入崇山峻岭之中。此后，他们夜行晓宿，经大足、铜梁来到川东北的遂定（达县）地区。
一天傍晚，当他们在一段峡谷中穿行时，突然冲出四五个手持大刀的彪形大汉，凶神恶煞地吼道：“快把光洋留下来！”
刘伯承迅速拔出手枪，厉声喝道：“有刀的打不过有枪的，快把刀放下！”韩、周二人也掏出了枪。那几个土匪见状，吓得后退了几步，扔下刀跪地求饶。刘伯承拿出几块大洋扔在地上，严厉地说：“不要干这谋财害命的事，有本事跟反动派去斗！滚吧！”土匪们一个劲地点头哈腰，拾起大洋跑了。
一行３人翻过大巴山，在茅坝关附近乘上小船，航行在汉江上游。站在船头的刘伯承无限感慨地说：“刚刚虎口脱险，又碰上强盗打劫，这个世界真不太平呀！”韩伯诚深有同感地说：“这个社会亟待改变啊！”刘伯承略一沉思，说：“好端端的革命形势被国民党右派断送了。这些人掌了大权，就是虎狼横行，恶人当道，还得靠我们去奋斗啊！”
这时，为了通过前面一段河滩，刘伯承等人和小船上的其他乘客按照船工的要求，下了船从山上绕过去，到下游再上船。当人们循着越来越窄的山路，穿过茂密的树丛，爬上一处高坡时，忽听得右侧传来一阵“呼呼”的喘气声。继之，有人惊叫道：“虎！老虎！”大家定睛一看，在十来丈远的地方果然有一只白额吊睛大老虎正在磨牙咋舌，虎视眈眈。周国干慌忙掏出手枪，刘伯承却拦住他，冷静地说：“不要放枪！大家保持肃静，不要作声，跟我来。”于是，其他人便紧跟着刘伯承，屏住呼吸，鱼贯而行，平安地通过这段山路，又登上原来的小船。这时，刘伯承回过头来，不无幽默地对老虎拱手道谢：“老虎，老虎，多谢了，这下你没帮倒忙。”韩伯诚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虎口余生啊！”
6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翻越险峻的秦岭，抵达西安。此时，他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幸亏当时驻陕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邓宝珊慷慨资助600块大洋，并出具通行证，才使身无分文、陷于困顿的刘伯承等人，得以辗转乘坐南下的火车，顺利抵达武汉，参与组织了南昌起义。(责任编辑：何文光)